为人类而生产？从《我不是药神》看中国创新药的现实和未来

前言

　　《我不是药神》还在点映，一夜之间拥有了无数的“自来水”，网上出现了很多围绕影评的立场和讨论，包括对于原型故事的再挖掘。

　　基金公司医药研究员的陈益凌，写下这篇专业而通俗的医药影评，简单清晰勾勒出中国创新药的历史和未来。很喜欢这样理性的表达。

　　陈益凌在文中提到的乔治.默克，有一句很经典的话：我们应当永远铭记，药物是为人类而生产，不是为追求利润而制造的。只要我们坚守这一信念，利润必将随之而来。

　　资料显示，1989年，美国默克公司将最新基因工程乙肝疫苗技术转让中国。1993年，中国成功生产出第一批基因工程乙肝疫苗。

　　据称，以当时中国每年2000万新生儿计算，1993-2018年，25年间，中国至少有5亿新生儿接种这种疫苗。

　　而这个据说令时任中国卫生部长陈敏章流泪的事实，从未出现在中国的公共媒体上。

　　陈益凌评价说：“跨国药企做了很多好事，也有很多不那么好的事；当时的默沙东是其中的典范，时任CEO罗伊.瓦杰洛斯(注：带领默克辉煌20年的原默克公司CEO)是典范也赢得了人们的广泛尊敬；HBV疫苗就是在这个理念下技术转让给中国的，是正确的事。”

　　正确的事，商业利益选择中常常不是第一选项，但愿在看完《我不是药神》之后，在当下无解的讨论当中，你我内心会期待这样的光亮。

　　这篇影评，陈益凌从专业投资角度，对比估算了医药创新的商业利益，也提出了生命价值思考。欢迎留言说说你的想法。

从格列卫看医药创新与生命价值

文/陈益凌

　　看完《我不是药神》，真心要给9分点赞，少1分是结尾略有遗憾、字幕略显单薄。

　　有感于此，随便写一些历史和现实，希望大家不要忘了是如何披荆斩棘走到现在的，也要更加坚定和自信地走向医药创新的未来。

　　诺华研发的伊马替尼是全球第一个替尼，靶向BCR-ABL、用于治疗CML(慢性髓系白血病)，2001年美国上市，2002年中国上市。

　　最早，国内定价2.35万元/月，年费用28万元；2003年启动PAP(患者援助计划)，买3赠9，年费用降低到7万元，但受益人群较窄、自费负担依然很重。

　　电影里反映的和真实世界的矛盾，核心就是医保长期缺位，但这有其历史背景。

　　职工医保1999年、新农合2003年、城镇居民2007年才陆续建立，筹资和待遇偏低、体系非常薄弱。

　　当时何止是肿瘤，其他大病慢病甚至一些常见病、常规手术，都会掏空一个家庭的积蓄、破坏一个家庭的美满。

　　那时候的中国，是刚刚经历了国企下岗、爬出亚洲金融风暴、看完世界杯却碰到非典、制造业大干快上而夏天经常停电、人均GDP刚过1万元、上海房价才几千元的时代。

　　也是SFDA(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刚刚成立、郑晓萸(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2007年因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被判死刑)春风得意、一手强推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一手狂批地标转国标、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才出台的起点。

　　了解时代背景才能真正理解电影。

　　这几天的影评出现了两种倾向：一众说要尊重患者，跨国药企昧着良心赚黑钱，要学印度干翻专利强制许可仿制药；

　　另一众说要保护创新，药企投巨资众人多年高风险研发出一个创新药，如果打破游戏规则，就没有动力研发新的救命药了。

　　两种说法固然都没错，尊重患者和保护创新并不对立；但在面临抉择、尤其是定价策略的时候，却少有人真正把乔治.默克的话记在心上。

　　事实上，由于患者和医生的不断呼吁，2006年起部分省市开始把伊马替尼纳入医保增补或大病医保目录，但全国医保目录在2017年版才正式纳入。

　　尽管如此，如今的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才刚过5万元，患者一直吃5-10年的经济负担依然不轻。

　　进入医保后诺华降价了么？并没有；让患者负担下降的，是2013年专利到期后，天晴、石药的伊马替尼仿制药相继获批上市。

　　他们定价1500-1200元/盒、只有原研的10%，无疑是非常实惠亲民的，甚至比印度格列卫2000元还要便宜；大量CML患者可以吃得上、吃得起、放心吃伊马替尼，再也不用担心掺杂造假或者断药停药。

　　但一味期待仿制药提高药物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是不现实和不理性的；这相当于牺牲了2002-2013年间所有没吃上药和吃高价药的患者利益，白白等了11年。

　　1998年之前，我们可以强仿奥沙利铂、氯吡格雷、阿托伐他汀，但靠抢劫或偷窃发家的年代已经结束了。

　　加入WTO、TRIPS(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ICH(“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议”)后，意味着中国已经是一个规范市场国家，必须依靠自主创新、创新药，不论是me-too还是fast-follow，只有市场竞争才能降价！

　　(注："me-too"药物是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新药，其药效和同一靶点类别的原创新药相当；

　　"fast-follow"药物是指在同一靶点类别上采用快速跟进策略研发的新药。)

　　正是有了埃克替尼，中国的EGFR突变阳性的NSCLC(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从2012年起，就不需要再承担高额的药费或者冒着吃走私药的风险，在2015年的药价谈判中还迫使两家进口药企跟随降价。

　　正是有了康柏西普，中国的wAMD(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患者不必失明、也不必挨很多针，而雷珠单抗也只能连续降价和赠药。

　　也正是有了高质量的biosimilar(生物类似药)，中国的NHL(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HER2阳性的乳腺癌患者，才有机会放心大胆地用上单抗、获得战胜和治愈肿瘤的机会；

　　正是有了BGB-3111(淋巴瘤的新药物)，中国的CLL(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再也不用像CML患者那样吃比伊马替尼更贵的伊布替尼，有了更多的选择，相信他们的未来会更好；

　　正是有了4家PD-1(注：程序性死亡受体，是一种重要的免疫抑制分子。)国内企业拼命加快研发、拓展临床，中国的晚期实体瘤患者未来一定能用得上疗效好又便宜的PD-1单抗，争取到持续响应、长期生存的可能性，而这在5年前是全世界医生想都不敢想的美梦。

　　创新药如果能早一天上市，对药企而言时间就是金钱，而对患者而言时间就是生命，双方的利益最终得到了统一；

　　而加快审评审批，也正是这一轮CFDA(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政改革的目标和结果。

　　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具有巨大的外部性。

　　牢记乔治.默克的话，积极实践affordable innovation(意指患者买得起的创新药)，为中国创新药呐喊助威，不仅是医药人和医药企业的历史使命，也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做的正确的事：

　　为更多的患者争取更有尊严的生活，为自己和父母、孩子、朋友们争取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背景链接：《我不是药神》如何一夜就被“自来水”

　　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关于高药价，关于走私，关于医保体系，甚至是影片当中若隐若现的关于警察高层与药企之间超越法律的某种关系……

　　再加上有真实事件的加持。

　　现实中的陆勇，曾是2013年轰动一时，被无罪释放的“假药案”主角。

　　2002年陆勇得了慢粒细胞白血病。在等待合适骨髓、服用瑞士“格列卫”维持生命的过程中，家中为高昂的药费付出了几十万的开销。直到阴差阳错，从病友口中得知印度“格列卫”的存在。

　　印度“格列卫”与瑞士“格列卫”药性相似度达99.9%，但两者之间的价格鸿沟可谓是天差地别，前者一瓶只需4000元，后者却要2.35万元。

　　冒险选择廉价药物的陆勇，体验了药效并分享了病友圈。很快，更多承担不起高价药的病友纷纷找上门，请陆勇代购印度“格列卫”。

　　持续的廉价药让病友得到持续生的希望，十年间陆勇成为国内“慢粒细胞白血病”的圈内名人，被尊称为“药神”。直到2013年被抓获，其中一项罪名就是“销售假药罪”。

　　5年后的今天，以陆勇为原型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这是一部光看剧本就值得进一趟影院的片子。

　　电影比现实更富有冲突，开成人药品店的老板，对生充满渴求的病友，曾在生命抑或违法上纠结的牧师，甚至是唯利是图的假药贩子……每一个角色都富有张力，这亦是一场很精彩的群戏。

　　朋友圈里很多看了点映的童鞋，说看到落泪，尤其是剧中那位病中的老太太，一两分钟的镜头把生死的悲情渲染到了极点。

　　一部影片，把生与死，利己与利他，人性终极的善恶，以及信仰，放在了每个人心的天平，去考量与自省。本身亦是充满野心。

　　被数人安利完毕，今晚我也要去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