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的态度展示了儒家明的智慧与韬略 永远不要恨你的敌人 因为这会影响你的判断力

第204期—程大爷论市：

　　记得电影《教父》中那句台词：永远不要恨你的敌人，因为这会影响你的判断力。

　　几天前，当我读完任正非接受媒体采访的完整字，对这句话的理解又加深了几个层次。

　　相很多人跟我一样，会有一种心潮 澎湃 之后的平静。一个人究竟需要有怎样的胸怀与格局，才可以做到化惊涛骇浪为云淡风轻呢？读懂了华为和任正非，就不得不感叹，这不仅是个人修为的境界问题，更要具备惊人的预判能力，你，不管多险恶的环境，都不出乎他的预料，都在他有针对性的预案之中，只有这样的人和公司才可以处变不惊。

　　这是真正的强者心态！明明被伤害了，不仅不去恨，而且还赞美甚至感谢“敌人”过往的帮助，相对大洋彼岸的咆哮与恐吓，两者之间格局与气度，高下立判。

　　这一次，面对美国对华为的横蛮围堵，华为和任正非的表现，可以说让国人从对华为的担心瞬间变为对华为的心！华为事件虽说是中国科技创新进程中不得不经历的一次重大考验或者说磨难，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能够从这个事件中透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虚伪，警惕国际分工中的陷阱，重新认识科技兴国的战略意义，从而奋起直追，补齐被人卡脖子的科技短板，那么，华为所经历的这一场磨难就不会只有悲壮的色彩，它完全有可能成为一堂绝佳的经典案例，从而增强民族凝聚力，唤醒科技创新潜能，激发国人的爱国之情与强国之志。

　　任正非的谈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巨人的肩膀，当我们站在这样的高度去判断中美之间这场历史性的博弈时，我们的思考会更有理性，也更具有建设性。正视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状态”

　　任正非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对于美国封杀华为早有思想准备，事实上也早就开展了技术上的“备战”，这说明他对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状态”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避免了情绪化。

　　即使我们不知道将去向何方，至少应该明白我们身在何处。

　　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引用最为频繁的短语，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将“修昔底德陷阱”阐释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由此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他发现了一些历史上最具灾难性和最令人困惑的战争根源的主要驱动力。

　　正如格雷厄姆.艾利森指出的那样，“在不考虑动机时，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时，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压力就会导致不可避免的混乱，这一局面可以发生在任何领域，但在国际事务中这一概念的内涵最为危险。正如修昔底德陷阱最初的实例导致了一场让古希腊为之战栗的战争一样，这一现象在几千年来一直困扰着外交领域，而现在，它更是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置于一条无人想要的、通往灾难的道路上，但最终它们可能会证明悲剧无法避免。”

　　五月份开始，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状态似乎被艾利森一语中的。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确实走到了“一条无人想要的”贸易冲突道路上了。

　　除了把华为等公司列入限制名单外，美国还指责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存在风险，日前还在进一步加大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力度，对10家中国企业和3名个人实施制裁。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就此回应称，中国一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对中企进行“长臂管辖”。他说，“美方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不仅严重破坏两国企业间的正常商业合作，而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高峰表示，美方捕风捉影并不是第一次。拿不出任何具体证据的指控最终损害的是美方自身的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方这种凭空抹黑、打压中国企业的做法很可能会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造成更大损害，也无疑会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企业对美国的营商环境失去心。

　　彭博社直言不讳地说，特朗普围剿华为是严重的失策。在与中国围绕贸易及国家安全的斗争中，美国政府有很多合情合理的抱怨，也有各种武器可以用来索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就应该无所不用其极。

　　这将导致连带损失。全球各地无辜的企业——其中包括华为的美国供应商——可能损失业务、面临破产或要承担极高的额外成本。一直在抵制美国禁用华为压力的盟国会因为被逼入墙角而愤愤不满，而中国只会努力加倍在国内生产先进科技产品。

　　当摩擦无可避免时，健康的贸易关系从理论上来说应能起到压舱石的作用，提醒双方合则两益，并且加强珍视和平反对战争的力量。

　　彭博社指出，美国所需要的是制订出更全面的计划来寻求与中国更为和谐地共处。

　　打贸易战损人不利己，然而，美国仍然要这样干，仅仅从经济利益去考量，似乎是想不通的，但是，如果从“修昔底德陷阱”的角度观察，这似乎又是一道“历史的覆辙”。

　　从历史经验来，战争(包括贸易战)到了最后都是两败俱伤，没有赢家。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言：永远，永远，永远也不要相会有顺利和简单的战争，也不要相任何踏上这趟奇怪旅行的人能够预测到将要遭遇的大风大浪。让战争狂热冲昏了头脑的政治家们必须认识到，号一旦发出，他们就不再是政策的主人，而是不可预见和无法控制事件的奴隶。用“围棋思维”对抗“国际象棋思维”

　　按照格雷厄姆.艾利森的理论，修昔底德陷阱所称的“崛起国综合症”与“守成国综合症”，前者主要是指崛起国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要求增加自己的利益以及获得更大的承认与尊重，后者基本上就是前者的镜像，是指既有大国面临“衰落”的威胁时，恐惧感与不安感不断被放大。

　　导致冲突的三大驱动因素是利益、恐惧与荣誉。

　　既然打华为并不能让美国更伟大，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干？懂其中的因，心里就释然了。

　　对美国来说，经济利益应该不是第一位的。一个多世纪前，当西奥多.罗斯福带领美国进入他极为自的美国世纪开始，美国就再也无法接受有一天它会滑落到世界第二这样的现实，哪怕这个现实还仅仅是一种可能，它也无法忍受，所以，它对中国崛起的速度感到恐惧，因为这关系到“世界唯一超级强国”的荣誉。

　　基于这三大因素，美国正在利用夸大的恐惧、不安全感和对现状变化的恐惧来挑起鲁莽的反应。现代行为科学家已经在心理层面解释了这一，指出人们对损失的恐惧(或者“衰落”的威胁)超过了获得利益的希望。这会驱使人们(或者国家)常常冒着非理性的风险来保护他已有的东西。

　　当两个大国处于“修昔底德状态”(尚未进入陷阱阶段)，所谓的“知识产权”、“国家安全”、“人权”等因素，不过是挑起冲突的借口，就像过往的那些引起战争的“火花”一样，围绕这些“火花”找因其实只是徒劳。

　　很多时候，“恃强凌弱”者会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火花”，他可以把任何“火花”都说成是“正义”的。以传传道者自居的美国，最常拿“普世价值”说事，总是逼迫他国要“像美国一样”。

　　提出“明的冲突”这一概念的塞缪尔.亨廷顿希望纠正西方“普世”价值观的神话。他说这不仅是幼稚的，而且对其他明——尤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儒家明——是有害的。他写道，“可能存在一种‘普世明’的观念是西方的想法，与大多数亚洲社会的特殊主义是完全对立的，后者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区别。”这也就是说，西方相一些基本价值观和仰应该得到全人类的接受。相反，亚洲化珍视他们独特的价值观和仰，这使他们与其他人(明)区别开来。

　　亨廷顿指出，儒家化反映了一种民族精神，它强化了“权威、分级制度、个人权力和利益的从属地位、共识的重要性、避免对抗、‘爱护面子’，以及普遍来说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的地位”。

　　李光耀也对美国适应新现实的能力持怀疑态度：“美国被一个自己长期蔑视为颓废、软弱、腐败和笨拙的亚洲民族所取代，虽然不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而只是在西【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区，这在情感上对美国来说仍是很难接受的。美国人的化优越感将使这一调整变得尤为困难。”

　　基辛格很早就发现了儒家化与西方化的巨大差异，“很少有中国政治家会冒一次要么全赢要么全输的冲突风险，精心谋划多年更接近他们的风格。西方传统强调了英雄主义力量的决定性冲突，中国的理想强调微妙、间接和有耐心地积累相对优势。”在国际象棋中，玩家试图支配中心并征服对手，而在围棋中，玩家试图包围对手，如果国际象棋大师可以预见之后的5～6步，围棋大师则能预见20～30步。

　　在与对手来往的广泛关系中。中国战略家避免冒失地过早地冲向胜利；相反，他们的目标在于建立增量优势。正如一位学者所言“西方传统强调武力的使用，战争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战场，而战斗的方式就是硬碰硬。相比之下，围棋背后的哲学是夺取相对收益，而不是寻求完全消灭对手。”他还给出了明智的提醒：“用国际象棋的思维玩围棋是很危险的。一个人可能会变得过于咄咄逼人，以至于他会把自己的力量拉得很薄弱，并会在战场上暴露他脆弱的部分。”

　　博弈过程中，中国式的儒家化体现出来的就是任正非式的以柔克刚，他追求兵法中的最好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很显然，他是具备围棋思维的战略家。想要和平，就要做好战争的准备

　　修昔底德在“弥罗斯对话”中写道：根据自然法则，实力界定统治的边界，人人都会统治他所能统治的。我们并没有创造这项法则。当我们掌权时，我们发现了它，并将它留给后人。

　　说明大国博弈还得靠实力说话，几千年的世界史充分说明了弱国无外交的残酷事实。

　　目前这种在关键技术上被美国卡脖子的现实说明，没有核心技术的任何创新是在别人的花园里种花种草，迟早会有一天会遇到被人釜底抽薪甚至扫地出门的尴尬境地。

　　所以任正非才会对中国的科技创新有一种紧迫感甚至焦虑，他认为目前的这个局面“能刺激中国踏踏实实发展电子工业。过去的方针是砸钱，芯片光砸钱不行，要砸数学家、物理学家等。但又有多少人还在认真读书？”

　　教育是科技创新之源。可惜的是，这些年来，我们最聪敏的孩子比如每年的高考状元都热衷于学金融，希望出来找份高薪的“好工作”，而能潜心学习数学、物理的年轻人真是少之又少。这样的局面亟待改变。

　　“太阳不是在上升，就是在下降”，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时不我待啊。

　　从美国不断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和研究机构展开技术围堵这个现象来，贸易战发展到现阶段，越来越像是一场科技战了。

　　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就是做好应对“战争”的一切准备。

　　古罗马的警世名言——“想要和平，你就要做好战争的准备”，现在读来格外振聋发聩。

　　现今美国对待中国的手段，其实就是当年对日本手段的重演，不管是对某些行业加征关税，还是逼迫人民币升值，都是过去用过的手段。

　　美国对华为等【中国高科(600730)、股吧】技公司所采取的强硬态度，说明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不要对美方抱有幻想。美国的企图就是将中国钉死在中低端产业链，不容许中国爬到世界产业链高端。现在美国不仅封杀华为，而且对所有中国高端科技行业中的龙头都想下手，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霸蛮作风。

　　日美之间曾经的贸易战，对今天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有着巨大的警醒作用。

　　在日本对抗美国的过程中，日本一直将拥有先进的制造业做为国家根基。某大型国际机构评选出全球创新企业百强里，日本以40家企业数量排在第一，美国也只有35家，其中松下公司由传统消费电子已转型到汽车电子、住宅能源领域，夏普转向机器人、健康医疗，索尼转向高精摄像等。2017年，美国全年研发投入是4960亿美元，占全球研发投入的26%，中国全年研发投入是4090亿美元，占全球的21%，已经后退到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研发投入还能达1670亿美元，可见日本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的政府和企业债务扩张，大量投入到企业的技术研发和创新中，最后形成了世界一流的技术体系和全球领先的跨国企业。

　　教育培养科技创新人才，资本市场则应该成为科技创新的加油站，资金与人才等要素应该向技术创新类的硬科技领域倾斜，防止一些投机取巧的商业模式创新类的“伪科技”公司占有过多的社会资源。

　　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在一次演讲坦言，在不同的企业类别里，硬科技企业是当下更值得关注和支持的，因为我国已经到了不得不重视创新创业的阶段。科创板的上市规则里，亏损的企业也能上市，因为较互联网企业而言，硬科技企业的成功需要更长的投入和孵化时间。华为这样的企业之所以比腾讯阿里更伟大，就是因为其在竞争极其激烈的领域里，不借助商业模式的优势，而是通过滴的长期积累，取得世界级的地位，进入所谓的无人区。近几年全球研发50强，华为都是唯一进入的中国企业。BAT等企业可以在模仿亚马逊、谷歌、Facebook等企业的道路上亦步亦趋，依靠先创企业的引领走得很远，然而它们并未给予研发与其市值相匹配的投入，也没有自己的独到创新。“所以阿里、腾讯可以相对短的时间里飞起来，走到世界前列。但在传统的硬科技领域，中国还不容易飞起来。因此，华为的成功，比阿里、腾讯更有意义。”

　　清华大学田轩教授在其《创新的资本逻辑》一书中讲了两个核心结论：一是对于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企业，股权市场的发展能够促进创新，而贷市场的发展则会抑制创新；二是对于高科技密集行业的企业，股权市场发展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而贷市场则相反。

　　对此，张维深以为然。他同时表示：“纳斯达克曾对美国经济起到关键性作用，而科创板也将是我国创新经济的发动机。”

　　所以，资本市场应该成为科技创新的发动机，优化资源配置，引导优质资源向有利于提升国家自主创新水平的行业集中，再也不要让“美国造芯片，我们造白酒”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继续下去了。

　　针对美国挑起的贸易纷争，新华社评论章这样写道：美式霸凌崇尚的是恃强凌弱那一套。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咄咄逼人。满脑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逻辑。在中美经贸磋商中，美国漫天要价，极限施压，这种“客大欺店”和“店大欺客”的惯用外交手段，无助于解决中美经贸问题。从长期也不可能阻碍中外科技交流和中国科技进步。

　　读得这里，我忽然想起爱德华七世曾经评价他的侄子——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一段话：“威廉是一个恃强凌弱的人，而大多数恃强凌弱的人一旦被制服，都是懦夫。”

　　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