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内超550名高管离职 医药行业大洗牌有利有弊？拿乙肝例子说明

今年4+7以来，有550公司高管离职？究竟为何？

你以为药企、代理商最大的问题是合规？错！

医药厂商上上下下的确有压力，而且压力山大。代理商天天就像放在火上烤，费用没法出，票开不了，钱拿不到；厂家纷纷组建合规部，一群小伙子小姑娘忙得焦头烂额、披头散发审核“证据链”，代理商各种抵触，财务总监阴沉着脸，销售老总上下不讨好。

但最大的问题，很多人开始意识到了，那是根本“无药可做”！

合规体系，可以通过培训学习、调整摸索，实践摸索逐渐建立起来，但无药可做，厂家和代理商独守空碗，面面相觑，你让上下游厂商喝西北风啊？

4+7集采，虽说只有25个品种，但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已经显现，25个品种不仅影响同通用名产品，同治疗领域的品种无一例外受到影响。

拿乙肝药恩替卡韦为例

比如，恩替卡韦分散片，抗乙肝病毒一线用药，医生患者都一致认可，无需教育，0.5g*21片，中选价3.83元，研药品之前一盒五六百元，价格相差如此悬殊，你让同类的拉米夫定、阿德福韦酯在医院怎么和病人解释？在药店同类品种又怎么保持高价？更不用说一些疗效无法自证的中成药，一系列的药品价格崩溃是迟早的，同类型药品的厂家没钱挣，所以只能选择离职，4+7本身是一件惠国惠民的好事，但是势必也会带来一些弊端，同类药厂无法存活，该作何解？这就靠药企和国家做调整了。

今年以来，无论是跨国药企，还是国内的知名上市药企，都开始频繁出现高管离职。东方财富Choice数据统计显示，年内有超过550名高管离职。 这背后更多的是产业格局的剧烈变动，以及市场格局的重新塑造，而中国市场在“4+7”带量采购等政策下引发的一系列变革，都将重塑中国医药行业。

上市公司高管频繁离职

前有华润三九，后有东阿阿胶。医药行业怎么了？一些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高管开始频繁离职。

11月13日，东阿阿胶发布公告称，其近日收到董事长王春城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由于工作内容变动因，王春城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辞职后，王春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今年以来，无论是跨国药企，还是国内的知名上市药企，这些公司都开始频繁出现高管离职。东方财富Choice数据统计显示，年内有超过550名高管离职，而辞职因主要为工作调整、个人因等。

一时之间，他们为何离开自己的岗位，离职的真正的因是什么？这些都引起业内广泛关注。

552名高管离职

就在东阿阿胶发布董事长王春城辞职报告之前，华润三九也发布公告称，其公司董事会于10月17日收到副总裁喻明提交的辞职报告，由于工作变动因，特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喻明辞职后不再在华润三九担任职务，也未持有华润三九股票。

同时，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王小刚因个人因申请辞去公司总裁（总经理）职务，辞职后还会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企业发展与战略投 资委员会委员职务。

这也是医药行业在入冬以来的频繁出现的事件——高管离职。

《投资者网》根据Choice数据统计显示，从2019年年初到11月13日期间，有552名高管离职。其离职的理由各有千秋，其中除了换届以外，由于个人因离职的人数高达153人、属于工作调动的74人、辞职的有38人，正常退休的有21人。

再今年以来的数据不难发现，医药类上市公司的高管离职除了3月份以外，其余月份的离职人数都是居高不下。具体来，5月份的离职人数最多，高达110人；4月、8月和9月的人数超50人，其中4月份的离职人数为69人。

在这些高管当中，也有一些高管职务是独立董事、监事、股东代表监事等职务。从今年年初到11月13日期间，作为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也有184人离职。具体数据显示，其中总经理兼董事长有29人离职、副总经理兼其他管理要职的有104人、董事会秘书有29人和22个财务总监及负责人。同时，在这些高管里，硕士居多208人；本科学历的次之，183人；博士的有71人。

其实，每个人离职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理由，这些离职高管当中因个人因离职的居多，这恰恰也是最引投资者关注的因。这些所谓的“个人因”里，到底都是什么因？

一切皆归于“4+7”？

有业内人士称，“从某些方面，有些企业高管的变动或许与“4+7”带量采购（即：由4个直辖市和7个省会或计划单列市参与的药品集中采购。其中，带量采购可以理解为大型“团购”，明确采购量，低价者中标，带量采购可以通过企业间的市场化竞价，起到以量换价的作用，降低采购药品的价格。）全国扩围落地有关，毕竟目前已经到了医药产业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这段时间人事变动、架构调整自然也变得更为频繁。”

如此频繁的高管离职现象，也波及到一些外资药企。辉瑞普强中国区总经理吴锋已经确定离任，要知道吴锋已经在辉瑞工作了22个年头，期间从未跳槽，曾担任过包括中国心脑血管业务、抗感染业务和商务运营部门的负责人等一系列重要的职务。

对于吴锋的离职，业内认为可能与公司的业绩下滑有关。根据辉瑞普强发布的2019年半年报显示，辉瑞普强近期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却并不乐观，业务出现了7%的下滑。公司还在半年报中表示：“普强在中国运营下降主要是由于2019年三月在某些城市落地的带量采购项目，对立普妥和络活喜销量预期产生的不利影响。”

据了解，在“4+7”带量采购之后，有多家药企开始对自家公司的销售人员进行裁撤，这其中就包括北京嘉林药业和和跨国药企赛诺菲，目前赛诺菲已在解散波立维的医学团队以及销售团队，其中有部分人员已分流到其他团队；北京嘉林药业因其产品在“4+7”扩围中掉标，开始辞退公司营销人员。

事实上，受今年新版医保目录的出台以及“4+7”带量采购扩围影响，今年被业界认为创新药品将迎来大爆发的元年，从业界知名药企，如石药集团、恒瑞医药、正大天晴等转向创新药、高端仿制药的反应来，创新药将成为新研发方向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各企业之间人员变动特别是高端人才的变动也就非常值得关注。

今年的4+7带来了不少好消息。前列腺癌药恩杂鲁胺在中国获批上市，乙肝药乐复能、恩替卡韦、TDF均入医保范畴等等。

市面上的乙肝一线推荐药物有：恩替卡韦、TDF、TAF。恩替卡韦、TDF已经入医保，所以价格已经下降很多，不过TAF综合效果最好，为什么这么说呢？

研究模拟预估并比较了10万例中国慢乙肝患者使用TAF、TDF或恩替卡韦治疗后的康复结果，特别地，使用TAF治疗的患者5年的肝细胞癌（HCC）风险较TDF治疗和恩替卡韦治疗分别降低13%和31%。业内专家表示，一线核苷（酸）类似物（NA）均为强效、高耐药屏障药物，可实现长期抑制病毒复制。

然而，取得长期抑制病毒复制只是乙肝抗病毒治疗的第一步，最终目的是阻止或减少肝硬化和肝癌的发生，这才是对患者最有意义的目标。

既往对比一线NA和二线NA的分析并未发现二者在降低HCC风险方面作用存在差异。

例如，Lim等2014年发表的一项回顾性分析研究显示，恩替卡韦与拉米夫定相比能降低死亡和肝移植风险，但在降低HCC风险方面，二者并无自差异。

APASL2019的这项研究提示，在降低长期肝硬化和肝癌风险方面，TAF可能优于TDF和恩替卡韦。

所以，对于乙肝患者来说，有条件的建议更换TAF进行抗病毒治疗，把药物对身体的伤害降到最低，普通家庭也可以印度仿制版，印度Mylan制药在2017年12月11日获得美国吉利德厂授权的仿制版，和研抗病毒效果是一样的。而印度，全球，药房中的TAF,就是印度Mylan制药生产的。

所以，乙肝例子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还有医药行业的从业人士爆料，现在医药行业的创新企业越来越多，很多大企业的高管离职都会选择去创业、或者创新型企业，国家对于新药研发的扶持政策也愈发明确，大量的人才需求就开始呈现出来，研发、商业化、准入等均是如此，医药行业真的如消息说的那样没法挣钱了吗？这也是一个不得而知的事情了，在这件事情上国家应该会做出相应调整。

也有医药业内人士表示，本次药企是进行人事及战略架构调整，但这背后更多的是产业格局的剧烈变动以及市场格局的重新塑造，而中国市场在“4+7”带量采购等政策下引发的一系列变革，都将重塑中国医药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