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工业化不是虚无缥缈的概念

早在20世纪80年代，电影学者邵牧君就曾提出“电影工业论”，强调中国电影亟需从观念转型与机制变革两个方面着手改变。时至今日，“电影工业化”的命题非但仍不过时，甚至还需要进一步被强调。

在2023青岛影视周中国电影工业化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业界头部项目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围绕“电影工业化”这一命题展开讨论。这样的讨论过去并不鲜见，但在电影市场迎来新起点的2023年，年初被视作电影工业化尝试的标杆之作《流浪地球2》的上映，都给这一议题的讨论带来了新的时代背景和关注切面。

对工业化的几种误解

乍听上去，“电影工业化”是一个宏观且抽象的词汇，很多从业者都听说过，但很难讲清楚它具体意味着什么。于是，对这一概念的误解也纷至沓来。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澳门科技大学电影学院院长尹鸿，集中提到了对“电影工业化”的几种主流的误解比如，电影工业化并不代表着高成本大投入，也不仅仅体现为高新技术，高新技术只是它的一部分；单个头部项目在工业体系的建构上做出的努力，还远远没法成为整个行业的电影工业体系建设；工业化和标准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个性化和艺术价值的损失。

在尹鸿看来，电影工业体系，应该是一个分工明确、专业化程度高，而且能够在全国和全球有效地配置资源的电影生产和传播系统。

要形成这样的工业体系，为的无非是三个核心好处。一是利用其提高生产能力，增加电影的总供给。二是利用其提高电影的制作质量，他提到，目前全国每年生产的几百部电影当中，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量，能进到电影院进行放映，但却达不到基本的工业水准。三是利用其提高电影的生产效率，比如利用虚拟拍摄等手段降低项目拍摄难度。

而要实现这三大好处，需要从分工化、专业化、集约性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随着电影工业的不断发展，工种的划分在变得愈发详尽，以视效为例，光这一个工种，各种不同名称的岗位有好几十个，随着人工智能的加入，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交叉性分工。

但光做好分工还不够，《流浪地球》系列制片人龚格尔提到，在筹备《流浪地球》的时候，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分工细化的问题，因为科幻片有一些传统剧组不具备的需求，所以剧组架构需要进一步细分。但到了《流浪地球2》，主要的挑战变成了协同，因为分工越细致之后，各部门各工种之间的同步运行就会变得越困难。

比如郭帆屡次在采访中举例的剧组吃饭问题，一个常驻人口2000人的剧组，前面的人吃上饭了，后面的人未必能排上，他表示，“能不能吃口热饭有时候就会影响到士气。”

其次，细致的分工要求从业人员专业化，而行业中普遍面临着学校教育滞后适应不了行业要求，依靠企业自身从生产环节开始培养人才的窘境。而如果这些企业没有足够的产量支撑，其收益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辛苦培养的人才向其他行业流失。

如倍视传媒副总裁谢宁所述，“我们新鲜的血液大部分都不来自于院校，这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原来一直从培训机构来人。我们跑到最前面的时候，回头一看，培训机构在原地踏步，一直没有办法快速地跟上我们的步伐。”

因此，保障专业性的一大基础便是集约性，指通过达到一定的生产规模来摊平工业化体系的建设的成本，从而使得专业度得以持续升级。

龚格尔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世界市场没有得到拓展，或者说从票房营收之外的其他渠道回收投资成本的话，可能我们的制作水准也就卡在这了。因为再往上，就需要进一步增加成本，这个是有困难的。而且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每年都有几部这么高投资的大体量电影，那么一些中等体量或者是小体量的影片，融资就会更困难一些。因为给电影投资的企业没有那么多，大家都是有经验的投资者。”

《三体》的总制片人白一骢也有相同的感受，“我们在做《三体》的时候，也有机会了解奈飞《三体》的情况，他们的预算是我没有想到的，差距不是一点。这不是我们有钱没钱的问题，是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市场，在做不到全球发行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把成本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上。在很低的成本下，怎么建立自己的标准化？我们把自己的流程管理好，就很困难了。”

尹鸿一直把电影形容成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行业，“直接经济价值是雨点，但是影响力价值是雷声。”只有让“雷声”转换为价值，才能让电影和其他的媒介和行业充分融合，完成电影工业化体系的建设。

到工业化的距离

事实上，目前的电影行业即便有了《流浪地球》这样的标杆性项目，但全行业距离工业化仍有长足的距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距离是由多种因素所导致的。

互联网在国内高歌猛进的二十年，基于其技术与思维，改造了许多传统行业。但电影行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当互联网遇上电影，改造之路上有着重重阻力。

比如，各剧组之间习惯的操作方式大不相同，难有共通的行业模板。阿里影业云尚制片总经理衡晓静提到，光是一项财务管理功能，就整整做了三年时间，“最开始做了一版，技术员特别开心，觉得是个完美的作品，结果拿过去根本用不了。因为剧组有各种各样的灵活处理方式，是他们完全无法适应的。比如剧组的财务，一个大合同下面能挂几十个小合同，正常公司不会有这种情况。而且每个公司给我们提的需求不一样，每个公司有自己的管理方式、管理方法、表，管理的颗粒度也会差很多。”

白一骢也提到，所有剧组管理流程化的经验，是集中在人的身上，而不是在一套体系身上，“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假如哪天制片人身体不适，情绪不好，这一天一定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除此之外，电影创作中需要临场性的部分，也决定了它很难完全遵循标准化的设定而展开，需要体系的建立者既做好工业化的筹备，又保留灵活的空间。

《独行月球》制片人张莉提到，“一开始我们以为，因为做喜剧已经有一些经验了，做科幻应该是我们最大的挑战。”于是，《独行月球》在筹备时做了一些制作流程上的拆解，拆解到每一天要拍摄的镜头，各个部门也做了精细化的分工和协同。但做完了非常详细的准备工作之后，到拍摄现场却发现，因为喜剧表演特别依赖喜剧演员现场的灵光乍现，以及置身于场景内与其他演员和导演碰撞出来的火花，所以很多时候事先做好的安排也需要随机应变。

除了客观属性上的困难之外，电影行业长期以来的惯性也让改造变得难以推进。

白一骢提到，最早萌生出想要做SaaS系统管理剧组的想法，就是因为在全国各种基础行业都被互联网改造之后，剧组还会有一些让人无法忍受的低级失误经常出现，“一个投资一个动辄三五亿的戏，所有的通知都是靠吼和发单子。还有吃饭，每天浪费的饭非常多，因为你不知道哪些人会吃，哪些人不会吃。如果叫了大量的群演到现场，群头可能会虚报人头，饭也同样浪费掉。”

直到今时今日，剧组中仍有不少与工业化背道而驰的现象存在。青岛东方影都产业控股集团总裁孙恒勤表示，“在好莱坞，哪月哪天拍哪个戏，三年前就定好了，今天拍到哪一行，任何人没有权利改。而在国内拍戏时的情况却是，一点半拍戏，很多人一点一刻还在剔牙。”

提到剧组乱象的成因，白一骢表示，很大的原因在于一个剧组里面的绝大部分人员组成，不是高学历的人，而都是非常基础的工作人员，他们很难理解你要做一项改变的目的，“我曾经希望剧组的工作人员坐下来吃饭，而不是端着蹲在路边吃饭，这件事大概花了7年时间才达成一个标准。”

可见，“标准”人才的培育与优化，是达至工业化目标的重中之重。

适应发展的人才体系

对于影视行业来说，适应工业化要求的人才之匮乏，是全方位的。

在谢宁看来，最缺乏的产业入门级别的人才，“有工业思维的，又懂技术又懂艺术的人才十分空缺。中高端人才在不断流失，底层的人才又不进入，就没有人可以用了。”而衡晓静认为，综合素质特别高的管理人才非常缺乏。

而人才匮乏的核心原因，当然离不开院校培养体系相对于行业发展的滞后性。

谢宁以工业化的代表行业汽车制造业举例，院校教育为汽车制造业输送了方方面面的人才。这是因为院校培养汽车制造业人才时，是以工业体系的思维来培养的，学生知道要专业化、流程化管理、规模化生产。而电影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观念上就没有形成工业化思维，“疫情前我参加过一个论坛，也是讲工业化的，大家居然还在争论电影是一个艺术还是一个技术。”

院校培养体系的滞后也有其结构性的难题，《刺杀小说家》执行制片人赵阳表示，学校要想改变一套培养方案和改变一套课程体系建设，需要非常繁琐的手续，要经过组织和论证。而电影行业本身也没有形成一套标准化的共识，因此学校也很难自己单方面改变所有的教学体系，“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制定标准。”

如前所述，电影行业中不同企业、不同剧组的工作方式大不相同，要形成统一的行业标准道阻且长，因此在衡晓静看来，先把优秀的案例分享到学校和学生群体当中，或许是一种起步的方式。

比如，《流浪地球2》剧组在拍摄的过程中，请了20位北京电影学院的常驻片场实习，实习的内容就是记录团队在过程中所犯下的错误。在数次复盘与提炼之后，压缩成了名为“工业化管理流程”的两张纸，郭帆希望之后积累更多的项目经验，能把它最终编成教材。

这就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案例。衡晓静补充道，不同的剧组的案例，都可以拿到学校里和学生们分享，“既能看到两个亿的项目一般怎么管，也能看到几千万的项目、几百万的项目甚至几十万的项目怎么管。不同类型的项目，不同公司的风格下，都是用什么样的形式来管理剧组。”

尽管彻底改变人才培养体系尚且困难，但倡导愈加频繁的产教结合，在言传身教中扭转学生的职业观念和产业思维，或许能成为撬动改变的一点点缝隙。

至少如同与会嘉宾所言，在2023青岛影视周中国电影工业化论坛上，要达至“电影工业化”的最终目标已成共识，“方向之争”不再成为问题，唯求更切实可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