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权
日前,一则浙江嘉兴市绿色能源有限公司申请跨省转移1万吨垃圾焚烧飞灰固化物,至四川省叙永县处理的消息引发关注。
飞灰千里入川,将自家的垃圾倒到别人家门口, 这家成立于2004年的垃圾焚烧企业,一时间被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 更有网友表示“四川人民很受伤”。
不过,诸位无需急于口诛笔伐,这其实并不算一起恶劣的社会事件,如果不合规合法,绿色能源有限公司也不会如此光明正大地向四川提出转运申请。目前,项目仍在审批之中,绿色能源有限公司也表示遵从四川省环保厅的安排。
飞灰由浙入川,运费着实不菲。 到底是什么因,让这家企业不远千里,飞灰外移呢?
飞灰处理之痛
作为垃圾焚烧的“最后一公里”,飞灰处理一直是个头痛问题。
飞灰是垃圾焚烧过程中收集于烟气管道、烟气净化、分离器和除尘器装置等处的容重较轻、粒径细小的粉体物质,主要包含二噁英,以及铅、汞、铬、砷、镉等重金属。这些有害物质在自然界中存在时间长,不易分解。
尤其是二噁英的处理最为棘手,算是全球难题,其检测费用十分高昂,国际费用差不多1000美元一个样本。
近些年,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的规模逐渐扩大,作为垃圾无害化处理的最主要环节,垃圾焚烧占总体比例的50%,有些东部地区达到60%。有机构预测,到2020年底,垃圾总焚烧量将达59.14万吨/日。
逐渐扩大的垃圾焚烧规模,产生的飞灰量也是惊人的, 预计2020年,飞灰量将会达到1000万吨。
作为垃圾焚烧厂最多的省份,浙江省的飞灰处理能力捉襟见肘,就像浙江嘉兴环保局相关人士在10月26日解释的那样:省内和周边找不到处理的地方,处理能力已经饱和。
除了产销矛盾之外,成本问题也是飞灰处理的又一道障碍。
国际上垃圾焚烧处理费用极其昂贵,世界银行给出每吨垃圾处理费用的平均数据是150美元(合人民币1041.66元),荷兰是160欧元(合人民币1184元),德国是200欧元(合人民币1480元)。
再来我国,垃圾焚烧中标价格低廉到每吨60~80元,近年来更是持续走低,大部分焚烧厂投标时根本不考虑飞灰处理预算,产业恶性竞争加剧。
目前国内垃圾焚烧发电的飞灰是被列入《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即飞灰处置环节被豁免,填埋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所以, 国内主要采取固化后填埋的方式处理飞灰,填埋本身占用土地资源,且会带来环境风险。
位于江南灰渣填埋场里边的飞灰库区
更重要的是, 这些填埋行为中,严格达到规范的仅占10%。
飞灰填埋作业面过大未及时“覆膜”;飞灰转移未使用密闭车辆进行运输;在生活垃圾填埋场未严格分区填埋等这些违规现象仍旧屡见不鲜。
面对飞灰污染,难道我们没有一办法吗?
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是目前垃圾焚烧飞灰的最佳出路。 飞灰线处置环节主要依托水泥熟料生产线的有工艺和设备基础,飞灰中的二噁英在水泥窑的高温下分解,重金属则被有效固定在水泥熟料晶格中。
但是,这套产业尚不成熟,规模远远不能满足日益扩张的垃圾焚烧产业的需要。
信息公开不到位
飞灰处置监管不够完善,信息公开不到位,成了飞灰污染的又一诱因。
芜湖生态中心曾做过调研,国内359座生活垃圾焚烧厂中,仅22座公开了飞灰监测数据。2017年5月,其申请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共14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飞灰处置情况信息公开,仅6个发电厂给予了较完整的答复。
同样如此,浙江省的飞灰处置公开状况不容乐观。
2017年8-10月,芜湖生态中心向浙江省38个市/区环保部门申请了38座垃圾焚烧厂的飞灰处理数据。申请结果发现:近一半的环保部门拒绝提供相关信息,而在21个提供信息的环保局中,仅有7个地区环保部门回复情况较好,完整回复了申请信息。
新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公开环境信息、完善公众参与程序,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提供便利。
信息做不到透明化,必然会滋生各种违规行为,央视就曾曝光过武汉市五家垃圾焚烧厂存在违规经营,日产约600吨“飞灰”未按国家规定进行固化处理的问题。
另外, 监管过程的不完善,让一些负有监督职责的环保部门即使进入飞灰的填埋场,也并不完全掌握垃圾焚烧厂的飞灰监测数据,没有办法对飞灰处置进行有效监管。
嘉兴困境,还是中国困境?
浙江的飞灰外运并非第一次,今年8月23日,浙江嘉兴就曾经向广西南宁转运处理过5000吨飞灰垃圾。
企业不远千里,将飞灰运出,这反映了我国垃圾处理的无奈。技术困难、产销不均,恶性竞争、监管不力,这些都是造成飞灰处置陷入困局的关键因素。
作为投运地,叙永县政府对待这批入川的飞灰,持拒绝态度,但能否拒绝接收还要等四川省环保局的决定。
生态资本论认为, 这次浙江飞灰外运给我们带来了警示, 每个地方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飞灰”处理难题,嘉兴的窘境,早晚会成为其它城市的遭遇。
面对日益扩大的垃圾焚烧量,仅仅靠填埋处理或是飞灰外运的方式,早晚会无处掩埋,无地可运。
环保产业发展到今天,该为垃圾焚烧最后一步漏补缺了,必须彻底改变当前主要靠掩埋的落后方式,加快综合利用新技术的研发应用,严格规范行业竞争, 这样才能让嘉兴的困境,不变成中国的困境。
本作者:安野,生态资本论撰稿人。
(本在生态资本论和中国生态资本网同步更新,网站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生态资本网;微信公号转载请注明来源:生态资本论。)
分享:
请输入验证信息:
你的加群请求已发送,请等候群主/管理员验证。
数据来自赢家江恩软件>>
虚位以待
暂无
59人关注了该股票
长期未登录发言
吧主违规操作
色情、反动
其他
*投诉理由
答: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详情>>
答: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公司详情>>
答:2021-05-20详情>>
答:行业格局和趋势 目前详情>>
答: 公司原名上海光明乳业股份详情>>
今日量子计算概念早盘低开0.77%收盘微涨0.08%
今日券商板块行业早盘低开0.35%收盘小幅下跌0.29%,黄金时间线显示今天是时间窗
金融科技概念目前涨幅达1.48%,金融科技概念下个股情况
今日网络安全概念下跌1.58%,ST信通盘中触及跌停
道权
浙江跨省转移垃圾焚烧飞灰固化物至四川,反映出飞灰处理的无奈
日前,一则浙江嘉兴市绿色能源有限公司申请跨省转移1万吨垃圾焚烧飞灰固化物,至四川省叙永县处理的消息引发关注。
飞灰千里入川,将自家的垃圾倒到别人家门口, 这家成立于2004年的垃圾焚烧企业,一时间被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 更有网友表示“四川人民很受伤”。
不过,诸位无需急于口诛笔伐,这其实并不算一起恶劣的社会事件,如果不合规合法,绿色能源有限公司也不会如此光明正大地向四川提出转运申请。目前,项目仍在审批之中,绿色能源有限公司也表示遵从四川省环保厅的安排。
飞灰由浙入川,运费着实不菲。 到底是什么因,让这家企业不远千里,飞灰外移呢?
飞灰处理之痛
作为垃圾焚烧的“最后一公里”,飞灰处理一直是个头痛问题。
飞灰是垃圾焚烧过程中收集于烟气管道、烟气净化、分离器和除尘器装置等处的容重较轻、粒径细小的粉体物质,主要包含二噁英,以及铅、汞、铬、砷、镉等重金属。这些有害物质在自然界中存在时间长,不易分解。
尤其是二噁英的处理最为棘手,算是全球难题,其检测费用十分高昂,国际费用差不多1000美元一个样本。
近些年,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的规模逐渐扩大,作为垃圾无害化处理的最主要环节,垃圾焚烧占总体比例的50%,有些东部地区达到60%。有机构预测,到2020年底,垃圾总焚烧量将达59.14万吨/日。
逐渐扩大的垃圾焚烧规模,产生的飞灰量也是惊人的, 预计2020年,飞灰量将会达到1000万吨。
作为垃圾焚烧厂最多的省份,浙江省的飞灰处理能力捉襟见肘,就像浙江嘉兴环保局相关人士在10月26日解释的那样:省内和周边找不到处理的地方,处理能力已经饱和。
除了产销矛盾之外,成本问题也是飞灰处理的又一道障碍。
国际上垃圾焚烧处理费用极其昂贵,世界银行给出每吨垃圾处理费用的平均数据是150美元(合人民币1041.66元),荷兰是160欧元(合人民币1184元),德国是200欧元(合人民币1480元)。
再来我国,垃圾焚烧中标价格低廉到每吨60~80元,近年来更是持续走低,大部分焚烧厂投标时根本不考虑飞灰处理预算,产业恶性竞争加剧。
目前国内垃圾焚烧发电的飞灰是被列入《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即飞灰处置环节被豁免,填埋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所以, 国内主要采取固化后填埋的方式处理飞灰,填埋本身占用土地资源,且会带来环境风险。
位于江南灰渣填埋场里边的飞灰库区
更重要的是, 这些填埋行为中,严格达到规范的仅占10%。
飞灰填埋作业面过大未及时“覆膜”;飞灰转移未使用密闭车辆进行运输;在生活垃圾填埋场未严格分区填埋等这些违规现象仍旧屡见不鲜。
面对飞灰污染,难道我们没有一办法吗?
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是目前垃圾焚烧飞灰的最佳出路。 飞灰线处置环节主要依托水泥熟料生产线的有工艺和设备基础,飞灰中的二噁英在水泥窑的高温下分解,重金属则被有效固定在水泥熟料晶格中。
但是,这套产业尚不成熟,规模远远不能满足日益扩张的垃圾焚烧产业的需要。
信息公开不到位
飞灰处置监管不够完善,信息公开不到位,成了飞灰污染的又一诱因。
芜湖生态中心曾做过调研,国内359座生活垃圾焚烧厂中,仅22座公开了飞灰监测数据。2017年5月,其申请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共14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飞灰处置情况信息公开,仅6个发电厂给予了较完整的答复。
同样如此,浙江省的飞灰处置公开状况不容乐观。
2017年8-10月,芜湖生态中心向浙江省38个市/区环保部门申请了38座垃圾焚烧厂的飞灰处理数据。申请结果发现:近一半的环保部门拒绝提供相关信息,而在21个提供信息的环保局中,仅有7个地区环保部门回复情况较好,完整回复了申请信息。
新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公开环境信息、完善公众参与程序,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提供便利。
信息做不到透明化,必然会滋生各种违规行为,央视就曾曝光过武汉市五家垃圾焚烧厂存在违规经营,日产约600吨“飞灰”未按国家规定进行固化处理的问题。
另外, 监管过程的不完善,让一些负有监督职责的环保部门即使进入飞灰的填埋场,也并不完全掌握垃圾焚烧厂的飞灰监测数据,没有办法对飞灰处置进行有效监管。
嘉兴困境,还是中国困境?
浙江的飞灰外运并非第一次,今年8月23日,浙江嘉兴就曾经向广西南宁转运处理过5000吨飞灰垃圾。
企业不远千里,将飞灰运出,这反映了我国垃圾处理的无奈。技术困难、产销不均,恶性竞争、监管不力,这些都是造成飞灰处置陷入困局的关键因素。
作为投运地,叙永县政府对待这批入川的飞灰,持拒绝态度,但能否拒绝接收还要等四川省环保局的决定。
生态资本论认为, 这次浙江飞灰外运给我们带来了警示, 每个地方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飞灰”处理难题,嘉兴的窘境,早晚会成为其它城市的遭遇。
面对日益扩大的垃圾焚烧量,仅仅靠填埋处理或是飞灰外运的方式,早晚会无处掩埋,无地可运。
环保产业发展到今天,该为垃圾焚烧最后一步漏补缺了,必须彻底改变当前主要靠掩埋的落后方式,加快综合利用新技术的研发应用,严格规范行业竞争, 这样才能让嘉兴的困境,不变成中国的困境。
本作者:安野,生态资本论撰稿人。
(本在生态资本论和中国生态资本网同步更新,网站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生态资本网;微信公号转载请注明来源:生态资本论。)
分享:
相关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