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氏困境，多久才能走出泥潭

“猪瘟对猪企确实有比较严重的影响，但是温氏的巨亏还与其‘公司+农户’模式的成本竞争力、抗周期能力较差有关，更与温氏股份的家族化管理所带来的较低的企业运营能力有关。”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告诉《财经天下》周刊。

在前文中的“温氏六大醉状”中，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尖锐却不无道理。

“家族化管理”是外界普遍认为温氏股份存在的问题。在公司的2020年业绩说明会中，有股民直接提问公司高管有子女和亲属在公司工作，如何避免家族化管理出现的问题？如何避免家族员工拿钱不干事影响真正干事优秀员工的积极性问题？

温氏股份当时承认“公司高管有子女在公司工作”，但称他们是“按能力负责不同的岗位”，同时否认公司内存在“拿钱不干事”的情况。

据Wind统计数据，在2019年上半年，温氏股份是300家减持企业中减持规模最高的企业，期间董监高减持操作多达73次，减持金额达8.7793亿元，减持涉及董事、监事、高管以及他们的子女、配偶、兄弟姐妹等，到了下半年减持次数也近20余次。

就在温氏发布财报当天，公司还披露了一份深交所对于对温氏董事黄松德的监管函，其中显示，黄松德的女儿黄菲于2021年3月29日买入温氏转债83248张，成交金额832.48万元；于2021年4月21日卖出温氏转债9277张，成交金额960169.50元，以此计算卖出交易价格约103.49元，整体总浮盈约3万元。上述买卖行为构成短线交易。黄松德作为温氏股份的董事，未能督促女儿合规交易温氏转债，违反多条创业板上市相关规定。

在投资者看来，公司的管理决策无疑会因此受到影响。在2020年“超级猪周期”红利下，各家猪企抓紧扩大养殖规模，从2020年前9个月的累计出栏量看，牧原股份、正邦科技、新希望等出栏量都是正增长，其中牧原股份同比增近50%，而温氏股份却做出了匪夷所思的超50%负增长。而不少投资者认为，正是因此决策迟缓，“一步慢、步步慢”，才导致温氏股份“错过了养猪最赚钱的一年”。

相对比下，牧原股份在2020年实现了营业收入562.8亿元，同比增长178.3%，增幅也达到近10年以来的最高值；实现归母净利润274.5亿元，同比增长349%。目睹同行的“豪横”业绩，不少投资者更加拉低了对温氏股份的心。

此外，温氏股份沦为养猪“差生”，从技术角度看，与公司“引以为傲”的“公司+农户”养殖模式也不无关系。

温氏股份采用的所谓“公司+农户”为核心的模式（现已进化为“公司+现代养殖小区”模式），即农户们按照温氏提供的管理标准进行饲养管理，可获得稳定的饲养效益。公司也提出，通过与温氏股份合作，广大农户将成为懂技术、会管理的专业化新型农民。

相对自养模式来说，该模式属于轻资产运营，资金占用相对较少，规模也容易扩大。但弊端也很明显——温氏股份要与合作农户签订合同，每年都要保证养殖户的利润空间，这意味着公司即便自己“赔了”，该给农户的钱还是要给，这变相加剧了猪周期下行期间温氏股份的盈利压力。

此外，在遇到重大事件时，农户远不如一体化、规模化的自养模式好管理和好控制。“牧原股份自繁自养的重资产模式，在行业价格大幅下挫至成本线之下时，依然尽显成本优势和业绩，这是牧原股份保持盈利和顺利度过此次猪周期的主要原因。”柏文喜称。

他还认为，温氏股份和牧原股份相比，除了在商业模式、运营水平尚有差距之外，在根据行业变化迅速实现自我调整的能力方面也存在不足。

温氏股份副总裁梅锦方在前不久接受央视采访时曾表示，行业现在产与销的差价较大，生产远远过剩，消费远远不足。因为非洲猪瘟导致猪价在高位，因此大量（猪企）扩充产能，加上后来养殖方式水平的提高，资本大量涌入，产出量增加，所以行业供给明显增加。

业内人士也认为，虽然进入10月以来，生猪价格出现震荡反弹行情，但较高的冻肉库存和增长的生猪出栏量，都限制着猪价的上涨高度，后期猪价很有可能出现低位震荡，因此明年上半年生猪养殖仍然面临着亏损的可能。到那时，温氏股份在掉队的路上就很有可能越走越远，从而进一步威胁到自身行业地位。

财经天下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