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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冲突>>

下面书中这个场景，像极了今天中美贸易谈判以及这一两年衍生出来的场景，贸易冲突，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也并不是美国独有的问题，中国也依然存在。

贸易冲突本质上，是因为科技进步，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同样数量的产品，可以用更少的时间生产出来，而人类对物质的需求大体上是稳定的，是有天花板的，这就必然会导致一个结果物质生产过剩，而且是几乎所有领域的生产过剩，于是，价格战、贸易战，各种冲突，无可避免。

比如，中国的钢铁、基建能力显然也是产能过剩的，所以，我们需要一带一路这样的出口，而美国的农产品则是严重过剩的，所以，需要中国尽可能多的进口农产品。

人类的物质需求是有限的，而精神需求是无限的，所以，社会的未来，必然是物质生产的降低和精神生产的提升。

举个例子，快递业+抖音+微，就是这样一个出路。

现在不仅仅是淘宝京东拼多多盒马瑞幸可以网上购物，连实体店的物美等也都参与了进来，昨天回家，一个小伙子拎了好几大包东西，来是消费者通过物美的APP下单，然后物美雇人给客户送到家，试想一下，从前的场景是客户去物美购物，来回路上+超市里面转悠，少说也要2小时吧，还要自己大包小包拎东西，很辛苦，现在，只需要窝在沙发里面，几分钟就下单结束，一会就有人把货给送上门了，你需要多付出的只是一个物流费，甚至满多少钱物流费都不用你付了，那么，无形中，你的生命中是不是多出来了一两个小时，然后，你可以把这多出来的一两个小时花在刷抖音、微、书、陪孩子上面，而这些，不正是精神消费吗？

我们创造了快递业于是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同时，也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精神消费，未来的社会，理应这样，越来越多的人从制造业转移出来进入服务业，制造业的就业人员减少了，而快递业、抖音、微等服务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

我们还是消费那么多物质，但是我们消费了更多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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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参与自愿出口限制或有序销售安排的国家的出口商也对这些安排感到满意，因为他们可以自由地提高出口量并填补受限制出口商留下的空白。这往往会使进口救济变得千疮百孔，结果国内产业发现它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比如说，在涉及非橡胶鞋制品的例外条款案中，卡特总统决定与中国台湾和韩国谈判达成有序销售安排，而不是像国际贸易委员会建议的那样加征关税。有序销售安排在1977年至1981年生效，只对这两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予以限制。结果，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出口减少很快就被中国香港和菲律宾的出口上涨抵消。卡特政府随即面临压力，需要扩大进口限制涵盖这些新的供给商。政府于1978年做出回应，要求中国香港鞋类出口产品提供产地证明，因为很多人怀疑中国台湾和韩国只是经中国香港转运货物以规避出口限制。此外，中国台湾和韩国企业开始更换它们所售产品的类型，以避开有序销售安排的限制。韩国生产商减少了运动鞋的皮革含量，添加了更多的橡胶和织物，这样它们就不再是协议中定义的“非橡胶鞋制品”，因此无须受到出口限制。最终，有序销售安排未能减缓鞋制品进口，因此也没有阻止国内制鞋业的持续下滑。

涉及彩电进口的有序销售安排也没能帮到国内产业。在进口量从1975年的110万台激增至1976年的290万台之后，一些工会和小企业提出了201条款申诉。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进口是造成严重损害的实质因，并建议征收25%的关税，5年后降至10%。然而，卡特总统与日本谈判达成了为期3年的有序销售安排，将进口电视机的数量减少至156万台。虽然从日本进口的电视机数量下降了，但是在一年的时间内，来自韩国的进口数量上涨了约4倍（从97000台增至437000台），来自中国台湾的进口量翻了近一番（从322000台增至624000台）。虽然达成了有序销售安排，但1978年的彩色电视机进口量与1977年的进口量基本是一样的。

政府随后在1979年强制要求韩国和中国台湾加入有序销售安排，各自的出口量上限均为526 000台。相应的后果是产品结构发生了变化组装电视的进口量下降了，但未组装电视的进口量从1976年的几乎为零上升至1980年的近300万台。这些例子说明，作为一种帮助国内产业应对外国竞争的方式，贸易救济有其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