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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BiG年会：上市之择与研究转化路径摸索 | 第一现场

作者：雄鹰
2019-11-10 14: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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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创新体系在于形成全方位的链条，在这一链条上，上市是后端，基础研究的转化则是前端，而资本贯穿全程。

撰 | 徐唯佳程昊红

香港联合交易所（HKEX）或上交所科创板（SSE）两条路径，创新药企会如何选择；投资进入寒冬或是泡沫仍存争议；在研发环节，如何促成院校早期研究到产业界的转化则是创新药企的探索新方向——在2019新力论坛暨第五届BiG Impact年会中，这些均是热议的话题。

10月28~29日，2019新力论坛·首届杭州湾生物医药创新大会暨第五届生物医药创新社Impact年会在杭州举行。大会开设3场全球医药大咖主题演讲、5场热门主题论坛、3场特色闭门论坛，深度聚焦生物医药领域的新技术、新模式及中美双报法规、成果转化、创业投资等热门话题。

腾泉生命/泉心泉意创始人、BiG创始总干事杨颖

秉承着相遇、相知、相助的初始理念，生物医药创新社（Biologics Innovation Group）一直致力于生物医药领域相关研究、开发、应用、临床、投资等工作。

HKEX Vs. SSE 哪里是生物药企的彼岸花

当港交所（主板）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先后迎来内地未盈利生物医药公司上市之后，孰优孰劣的比较和争论随即引出：对于中国生物医药企业而言，哪个资本市场更有利于企业未来长期发展？

奥博资本投资合伙人、Inmagene执行董事长王健

BiG年会的一场特别的圆桌论坛上，主持人王健（奥博资本投资合伙人、Inmagene执行董事长），与鲁先平（【微芯生物(688321)、股吧】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劲梓（歌礼制药创始人/CEO）、黄瑞瑨（瑞伏医疗创投基金创始主管合伙人）、周可祥（招银国际联席首席投资官兼董事总经理）一起，就这一话题碰撞出精彩的火花。

微芯生物董事长兼总经理鲁先平

今年8月12日，微芯生物正式在科创板上市。对于最终选择留在A股尝鲜科创板，而没有去香港或纳斯达克，鲁先平解释说：“中国市场是微芯自己操刀，国际市场则需要寻求合作，对于创业18年的微芯来说，纳斯达克确实不是最好的选择。在A股上市更利于品牌传播，可以为商业化助力。”

比微芯生物早一年登陆资本市场的歌礼制药，则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决定。作为第一家在香港资本市场“吃螃蟹”的未盈利生物医药企业，创始人吴敬梓表示，选择去香港上市，首先因为歌礼是一家国际化的公司，不仅在中国市场，也要在国际市场上与其他跨国企业同台竞争。而香港无疑是一个国际舞台。此外，歌礼有许多兼并收购项目，用外汇相对更简易。

歌礼制药创始人/CEO吴敬梓

“当时，HKEX确实很热，歌礼制药也并不是第一家筹划去香港上市的生物医药企业。不过在高效的执行力之下，最终于2018年8月5日完成上市，融资四亿美金（近30亿人民币），为歌礼现在的发展打下基础。上市之前，外界认为歌礼是一家从事治疗丙肝药物研发的企业，但上市一年多来，我们从丙肝药物拓展到乙肝抗病毒、艾滋病、NASH等疾病领域。这是香港上市带来的红利。”吴敬梓说。

巧合的是，就在这场论坛召开的前一天，10月28日亚盛医药在联交所挂牌上市。也是香港资本市场第10家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相比之下，科创板除了微芯生物之外，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未盈利生物医药公司上市。

招银国际联席首席投资官兼董事总经理周可祥

不过，香港资本市场的估值和成交量确实是比较明显的短板。对此，招银国际联席首席投资官兼董事总经理周可祥分享了自己的观：“毫无疑问，在A股上市比在其他任何地方的估值更高；其次，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市值超过5亿美元就能吸引机构的关注。而在香港，市值十亿美元以下的企业都很难受到关注。香港资本市场的成交量是绕不开的问题，这对退出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因此，从微芯的上市案例来，选择科创板是很自然的事。

瑞伏医疗创投基金创始主管合伙人黄瑞瑨

市值对于退出的重要性，也得到了瑞伏医疗创投基金创始主管合伙人黄瑞瑨的认同。但这位熟悉香港和纳斯达克资本市场的投资人也强调，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市值一旦超过10亿美元，就能吸引很多机构投资者，交易量也会随着市值的增长而攀升，退出并不困难，这一与美国比较相似。而上市之后再融资，则是纳斯达克和HKEX更明显的优势。

相较之下，科创板上市企业的估值能否通过再融资中体现，还是一个问号。

创业者和投资人的“爱恨情仇”

企业与投资机构，谁的泡沫与寒冬

201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资管新规落地，整个生物医药行业似乎被“资本寒冬”的恐惧感裹挟着前行。而投资人和创业者在面对泡沫或寒冬时，可能有着截然相反的喜与悲。在此次BiG年会的圆桌论坛上，企业创始人和投资机构管理人共同直面这个话题。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歌礼制药创始人/CEO吴劲梓、微芯生物董事长兼总经理鲁先平、瑞伏医疗创投基金创始主管合伙人黄瑞瑨都一致认为，目前生物医药行业仍然处在泡沫尚未破灭的阶段。

“我觉得A轮融资的估值是比较好的参考标准。在美国和欧洲，多数企业A轮估值在3000-5000万美元，对比同类公司，中国的估值比国外高很多。此外，今年以来，中国美元基金在融资方面表现顺利，可能人民币的影响较大。”黄瑞瑨分享了自己的观。

据黄瑞瑨介绍，瑞伏医疗创投基金从去年四季度至今年三季度以来，在中国了1670多个项目，尽管最终只投了3个项目，但这一数字在四五年前确实难以想象。

不过，鲁先平认为，泡沫并不影响资本对医药行业的追捧。科创板和联交所18A新规对未盈利药企的包容，为逐利资本打开了窗口。“但同质化的研发投入犹如自掘坟墓，需要引起反思。”鲁先平说。

周可祥的立场略有不同。他认为，所谓的寒冬，还要追溯到去年的资管新规。

“一家银行作为LP，每年可出资400亿元人民币。但从去年4月份开始，资本寒冬开始显现。当然，头部企业融资和头部机构募资基本不受影响，但大多数中小企业和机构会感受到寒冬；在我来，大多数项目都很平庸，真正能赚钱的项目可能只有10%~20%，我愿意在好项目里砸重金。”

周可祥认为，目前中国创新药研发行业的几个现象值得关注：其一、前两年高估值融到资的企业再融资难度加大；其二、医药企业在融资路上拖延保命；其三、创新药企业基本呈现“1、3、10”的产品管线特，10个在研，3个在临床期，1个推进速度较快。“钱不多的情况下，一定先把第一个产品做出来。”

或许，泡沫还没破灭，但眼深秋已来，企业不得不做好过冬的准备。但企业的寒冬，也许正是投资者的春天。

机制到任，早期研究转化之辩

资本与市场近年来对创新的“成色”越来越重，而院校的基础研究常常是产生突破性成果的一条重要途径，已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关注到基础研究的早期转化。有关如何实现有效的成果转化也是本次大会讨论的热。

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

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认为，院校成果转化关键在于专利（IP）的归属问题是否得到很好的解决。目前，在中国，IP虽然并不少，但更多成为评职称、成果的一个标志。因此，院校成果想获得很好的转化首先应释放人才活力，解放人才束缚，将IP交给发明人，让发明人有足够权利去管理和开发，这时有效途径才能打通。

薄荷基金创始合伙人刘毓

薄荷基金创始合伙人刘毓也非常关注IP的问题。结合自己开展的一些孵化工作，刘毓表示，机制在摸索，现实操作还没有成熟，确实是院校成果转化的现状。不过，即使中国院校还没有美国院校技术转移办公室这样的专业机构，但是已有一些院校开展了一些摸索工作，形成一定的路径。尽管这些路径不完善、有瑕疵，但是慢慢在走通，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坚

而在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坚来，在促成更有效的转化方面，美国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手段可供中国借鉴：第一，1980年美国颁布拜杜法案（Bayh-Dole Act），法案明确规定，使用联邦政府经费产生的发明由发明人所在的科研机构拥有，明确了产权。并且允许学校建立技术转移办公室，由专业人才帮助教授开展转化方面工作。

第二，允许院校与发明人按照比例分享IP转让和产业化后的回报，明确了转化的动力。第三，考虑哪类研究适合产业化的开发时，一些美国学校会给予发明人临时申请，邀请投资人来判断市场价值，让投资方去做决定。最终，一项研究的产业转化，是由发明人、投资方、专业人才共同决定，通过资金运作，推动初步想法往前走，形成正反馈的机制。

通和毓承合伙人朱忠远

除了有关IP问题、机制的讨论，通和毓承合伙人朱忠远认为，一些院校研究的成果其实与成药距离还是很远，没有经历PoC的概念验证过程，数据还不是很充分。走通从基础研究到最后成药的过程也非常重要。

三生制药集团研发总裁兼首席科学官朱祯平

三生制药集团研发总裁兼首席科学官朱祯平则表示，院校到产业转化还存在VC或者公司和发明人相互任度的问题。中国院校中很多教授谈到和公司合作还比较小心，有所担忧。

另外，朱祯平提出成果转化中分工与合作的重要性。他以实例说明，ImClone开发的两个重要产品爱必妥单抗以及雷莫卢单抗的创靶专利均来自学校的转让。当时，ImClone作为领先的生物制药公司，最主要的优势和目标是把产品尽快推动上市，而不是把主要精力用于开展基础科学机理的研究，所以跟院校开展了多层次的合作，包括专门为院校教授生产和提供重要的实验室试剂以及定向资助有关研发项目，达到双赢的目的。

最后，高福院士强调：“慢就是快，快就是慢。游戏规则制定可以慢和详细，执行阶段要快。我对现状的总结是躯干走得太快，灵魂没跟上，所以要让躯干慢一，灵魂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