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必优易德伟谈生物经济发展规划生物制造将成为大国竞争的另一个角力场

“从《“十三五” 生物产业发展规划》到《“十四五” 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两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这不仅意味着生物产业开始面向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也代表生物制造明确被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生物经济一定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词。” 嘉必优董事长兼总经理易德伟这样告诉生辉 SynBio。

5 月 10 号，国家发改委印发《“十四五” 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 5 项原则，明确优先发展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质替代、生物安全四大重点领域及其转变趋势。

这是我国首部生物经济的发展规划，也是我国首个生物经济的顶层设计，更代表着我国生物经济发展的路线图。作为亲历生物制造行业二十年发展的先行者，易德伟在采访中难掩激动，直言行业春天终于来了。

易德伟本科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在上大学期间，他深深受到 1980 年托夫勒出版的轰动世界的《第三次浪潮》的影响。这本书预言道，社会经济的发展将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生物经济，其提出 “生物经济” 的时间要早于我国几十年。

大学毕业后，易德伟先后在华中师范大学科研管理处和国家教育部（原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科研规划处从事科研管理工作，共六年时间。

彼时是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前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不过，受当时政策、体制机制，以及认知层面的制约，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无法完成对接，转化率极低。

易德伟想要改善这一境况，为科研成果转化助力。这也是他创立嘉必优生物技术 (武汉)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必优）的初衷。

▲图丨嘉必优董事长、总经理易德伟（来源受访者提供）

生物制造领域与市场准入政策

1999 年 10 月底，易德伟成立了武汉烯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机缘巧合之下，承接了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的 “花生四烯酸资源开发及产业化” 项目，该项目被科技部专家鉴定为 “国内首创、国际领先”。

之后，公司做了工程化的中试、大试，形成了工业化条件后，于 2004 年与美国嘉吉（Cargill）合资成立了嘉吉烯王生物工程 (武汉) 有限公司，即嘉必优前身。

嘉吉公司（Cargill）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控股公司之一、最大的动物营养品和农产品制造商。嘉吉烯王申请 IPO 上市前，嘉吉完成股权退出，公司正式更名为嘉必优。

嘉必优的业务涉及多不饱和脂肪酸 ARA、DHA、燕窝酸（SA）、β- 胡萝卜素等多个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这些产品具有特定的学理功能，广泛应用于婴幼儿配方食品、膳食营养补充剂和健康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领域。

对于这一类生物基的功能性化合物的应用，目前，欧美、日本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实行企业备案制，而在中国则实行审核制，且不同的应用场景需要分类进行管理。

在新版《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出台之前，国内化妆品新原料的备案审批需要经历漫长的周期，且数量十分稀少。据公开资料显示，2009 年 -2019 年，这 10 年间我国获批上市的化妆品新原料只有 4 个。

直到 2021 年，这一情况出现了转机。在实施原料备案管理之后，去年 6 月份，首批新原料备案成功。从 “001 号” 新原料SA（燕窝酸）到 β- 烟酰胺单核苷酸（简称 NMN），国家药监局已先后发布了 9 款通过备案的新原料。

嘉必优的 SA（燕窝酸）是这 9 款原料的其中之一。目前，嘉必优也是国内唯一备案 SA 化妆品新原料的供应商。

获批之后，嘉必优开始联合国内外的重要的品牌、厂商进行燕窝酸的应用技术研发，有些已经上市销售。

（来源受访者提供）

“嘉必优于 2015 年提交了化妆品功能性材料的备案，然而直到 2021 年才获批，其中难度可以想见。对于一般公司来说，更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

相对于化妆品领域的应用场景，这些原料在人类营养领域的应用则面临更为严格的法规准入问题。所以，“在生物制造领域，国家政策的变化对于企业是生死攸关的。” 易德伟说。

如今，生物制造在合成生物学的加成下，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已经进入了 “6G” 时代，即高通量的筛选、高水平的育种、高活性的产物、高密度的发酵、高精度的调控，能够在各个领域、各个场景高效能地转化。

然而，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同样受到来自技术本身的挑战、市场的挑战、制度法规的影响。

对此，易德伟曾在多个场合呼吁道，如果国家的这种顶层设计、产业政策、法律政策、知识产权包括市场总条件，不进一步优化放开的话，对科技创新会起抑制作用。法律准入是一切成果转化的前提。

此次《规划》的发布正如易德伟所言生物制造领域迎来了春天。

其明确提出，生物领域政策环境开创新局面，包括体制机制和制度环境更加优越，促进先进技术、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集聚和流动；生物技术市场交易更加活跃，审评审批、市场准入、产品定价、市场监管、产权保护等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深入，生物资源保护开发利用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完善，专业化市场服务机构持续增加。

《规划》还将合成生物学视作加快生物经济创新发展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之一，多次提及，是要积极凝聚大团队、集聚大资源、实施大项目、取得大突破的前沿领域。

嘉必优风雨兼程二十年

作为中国食品生物科技领域第一家科创板上市公司，嘉必优一直敢做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嘉必优是花生四烯酸（ARA）产业的重要开拓者，该项目是 “国内首创、国际领先”，这也意味着之前没有过工业化的应用，从技术研发、工程化的中试、大试、产业化、市场化的工作，均无经验可循。这对于一个创业公司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嘉必优由此立足生物技术持续研发新品种，以微生物发酵法和微生物合成制造方式生产营养素。接下来，2013 年 DHA 成功产业化，2015 年 β- 胡萝卜素产业化，2017 年 SA 产业化，成为公司的利润支撑业务。据了解，嘉必优的 ARA 产业全球市占率约 15%，国内市占率约 50%。

尽管成绩斐然，嘉必优仍不断寻求与各个科学家团队合作来增强自己的研发实力，据易德伟透露，“目前，嘉必优合作的院士涉及六个不同的领域。”

对此，他解释道，在发酵生产中，高水平的菌种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进入反应体系后，还会涉及微生物发酵技术、后分离提取技术、分析测试技术，以及在应用场景中的应用解决方案技术。

嘉必优通过 20 多年的努力与积累，已经打造了一套独有的生物制造技术创新体系，形成了整个技术闭环。接下来，嘉必优将融合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期望实现制造的智能化和运营的数字化。

▲图丨合成生物学布局（来源受访者提供）

据易德伟介绍，嘉必优已经制定了明确的战略规划，概括来说，就是一主两翼三拓展，四个产品五条线，六化方针是指南。

“一主两翼” 三大业务板块，分别是人类营养业务、动物营养业务和个人护理及化妆品业务。三拓展则是指，在已经积累的经验、技术、能力的基础上，不断向其他应用场景拓展。

四个产品分别是 ARA(花生四烯酸)、DHA（二十二碳六烯酸）、β- 胡萝卜素和 SA（燕窝酸、N- 乙酰神经氨酸）。

五条线分别是人类营养业务、动物营养业务、个人护理及化妆品业务、合成生物学业务和生物医学业务。在不竞争原则下，嘉必优将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为其他企业赋能。公司的很多产品，如燕窝酸，可以用作医药中间体和原料药。

六化方针包括，技术平台化、制造智能化、运营要数字化、市场国际化、产业生态化和人才资本化。

据悉，为夯实在人类营养、动物营养和个人护理及化妆品的地位，2021 年嘉必优完成了合成生物学研究室的建设，搭建了生物息学分析技术平台并启动一批具有技术前瞻性和市场潜力研究项目。此外，公司正基于合成生物学平台积极开发人乳低聚糖（HMOs）、OPO 结构脂及类胡萝卜素系列（番茄红素、虾青素）等新产品的研发工作，扩充整个产品线和产业链，为其新产品拓展开发提供有力支撑。

谈到选品方面，易德伟表示，嘉必优作为一个技术驱动的产业化公司，在选品方面一定要基于自身的优势，将技术优势、产能优势和市场优势叠加，采用柔性生产，即一个产线可以多种产品、多流程、多形态、多单元的快速转换与协同生产，以此来满足客户的需求。

易德伟还坦言道，做科技企业很难，做初创型的科技企业则是难上加难。

如今，在生物技术领域，结合合成生物学能够实现各种产物的快速和定向生产，初创企业想要脱颖而出，最重要的是选品和工业化的能力。

选品方面关键在于产物有没有经济价值，在成本方面能不能取代传统来源。

“一个初创公司、一个新的技术，想要取代传统的已经有存量的产业和市场，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一定是高技术、低成本、高效率的，能够满足客户需求、市场需求的产品。”

另一方面，很多将合成生物学应用到生物制造里的项目，过不了 “达尔文之海”。具体来说，就是很多项目在实验室做的很好，但是一旦放大，在一个相对的开放的环境下，无法实现定型定量的，稳定工艺参数的重复性的规模化生产。

这两方面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针对研发项目无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像嘉必优一样实力雄厚的企业可将其先作为技术储备，再逐步实现突破，而对于初创型的企业来讲，难度就比较大了。”

“我国仍需从多方面实现突破 ”

相对于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中国在生物制造领域的布局仍显滞后。

西方是现代的生命科学和生物科技的先发地，本身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他们在科学原理层面的基础研究扎实，产业化方面更是成果卓越，催生出拜耳、陶氏化学、嘉吉、帝斯曼、巴斯夫等一系列国际领先的化工公司或者制药公司。

在生物经济的发展上，中国则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第一，生物经济的发展依托于庞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第二，中国工业应用项目门类比较齐全，当新技术出现，能够很快实现与传统的生物制造企业嫁接，从而释放新的活力；第三，基于国家体制，科研院所都是公有体制的，可以集中精力办大事。

重要的是，对于合成生物学等发展历史较短的新兴生命科学领域，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本就几乎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有些领域我们是跟跑，有些领域，比如天津大学元英进院士团队所做的大片段的基因合成和基因存储项目，甚至处于领跑状态。” 易德伟说道。

▲图丨嘉必优研发生态图（来源受访者提供）

不过，基于自己二十几年的行业经验，易德伟从行业发展的角度出发，归纳总结了中国亟待突破的几个方面。

第一，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有待突破。达尔文发现了进化论，带来了认知革命的改变；巴斯德发通过电子放大镜发现了微生物，开拓了一个微生物时代；1953 年 DNA 双螺旋的发现让我们真正了解了生命运作的机制。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带来了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进步，甚至是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第二，底层关键技术的突破。例如在生物制药领域，蛋白质结构解析是寻找药物靶点的关键，谷歌旗下深度思维公司（Deepmind）研发的 “阿尔法折叠 2” 系统（AlphaFold2），实现了人工智能预测蛋白质结构的突破。这方面中国仍需进一步努力。

第三，目前中国的高端科研仪器设备，包括高端的生命科学、生物科技的试剂，约 90% 以上是依赖进口的，依赖度甚至高于芯片行业。这一领域需要中国的头部企业投入更多的精力。

第四，生物息资源的整合。中国是生物资源很丰富的国家，包括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资源，并且积累了巨量的基于生物息学的数据。数据是新生产资料，算力是新生产力，算法是新生产关系，这些都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关键。

第五，科技成果的转化。关键在于企业家要尊重科学家的科学价值，科学家要尊重企业家的市场需求。打造一个有所互补、利益共享、共同成长的发展模式。目前，嘉必优已经与中科院、天津大学等很多院校建立合作，通过成立联合实验室的方式进行科技成果转化，这样既能满足发挥双方的优势。又能照顾到双方的需求。

第六，法律准入。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特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市场准入条件，应该尽量不影响科技成果转化以及产业的发展。

采访最后，易德伟再次强调，生物经济将成为半导体领域、息科学领域之外的另一个大国竞争的角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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