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妇的地铁遭遇：为什么年轻女子让座率最高？

闲话“让座”

华说

时代的变迁，在小小的地铁车厢内亦可得以一窥。早些年，满眼是手里拿着报纸翻阅新闻的乘客，不论或站或坐，甚至还有手捧书本认真研读之人。而今这一幕少见了——事实是，近乎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盯着智能手机忙着刷屏的“低头一族”。单这一幕，即可知道纸媒之夕阳西下，非人力所能挽回。无可奈何花落去，留给从业者的，大抵是“小园香径独徘徊”的无限怅惘。

区区在下应该算不上一个典型的“低头族”，但在乘坐地铁的时候，也经常刷屏新闻，微信朋友圈里转发的各类段子以及“心灵鸡汤”，当然也有正经章，以打发这无聊的出行时间。却说这一天，在朋友圈到一篇章，讲述了一位孕妇对上海地铁车厢内“让座”行为的切身体察。这位“准妈妈”是一个有心人，记录了她作为孕妇所经历的若干“让座”遭遇，有细节，有生活气息，也有自己的分析和思索。区区在下的兴趣所在，是这位“准妈妈”的经历提供了一个极为生动的案例，可以让我们清楚地观察和验证，来示范经济学是怎样解释“让座”行为的发生。

按照这位“准妈妈”的叙述，她是“坚持工作的7个月孕妈一枚”，由于工作关系，经常需要来回乘坐地铁，也因此开始细细留意各路地铁和各色人群的让座行为，“几番下来，颇有些经验之谈”：

“先说地铁线路，我乘坐的主要有上海1、2、3、4、7、9号线及11号线，其中让座最多的非地铁2号线莫属。我怀孕6个月后发现，在2号线上70%的概率都会被让座，后来和周围其他孕妈讨论此事，大家也普遍认为2号线最容易被让座，真想为地铁2号线颁个“对孕妇最体贴奖”。

其实，这件事想深一层，有端倪可循。2号线流动速度较快，大部分乘客都是乘几站路就下车，所以更加乐意让座。另外，2号线沿途经过世纪大道、陆家嘴、南京西路、静安寺等高大上的站，的确是高端白领汇聚之地，素质也相对最高。（不得不说，让座和素质有着必然联系。）

其他地铁线路呢？大体有30%的让座率已是偷笑。也不难理解，这些线路都是回家的路线，比较漫长，将心比心，如果你要坐十几站路才到家，身心俱疲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座，怎舍得让给孕妇。”

为包括孕妇在内的“老弱病残孕”让座，是风俗礼仪所提倡的，自然是美德。“让座”也因此常常被认为一个人素质高的表现。这位“准妈妈”显然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她认为，2号线让座率高的因之一是其乘客素质高——2号线沿途经过世纪大道、陆家嘴、南京西路、静安寺等高大上的站，的确是高端白领汇聚之地，素质也相对最高。（不得不说，让座和素质有着必然联系。）但问题是，素质不见摸不着，无从观察也就无从验证。高端白领素质一定高，农民工素质一定低？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她在中同样提到，“我碰到过一位浑身脏兮兮的民工，明明自己很累很困，本来蜷着睡得好好的，见我上车，立马让座。”可见，这农民工的素质与这些高端白领的素质是在同一层面，甚至更高，因为他是在“很累很困”的条件下让座的。2号线的乘客素质一定比其他线路上的乘客素质高么？很多人从其他地铁线转乘到2号线的，难道这些人在其他线上素质不高，而到了2号线素质一下子高起来了？一个人有时素质高（让座时）有时素质不高（不让座时），那么这个人的素质，到底是高还是不高？不是说人与人之间素质不没有高下，当然有，但素质之说没有解释力，说了等于没说。换言之，以“素质”来解释“让座”行为的发生，我们无从推出一个可被证伪的的假说。而可证伪性，是判断理论（命题）是否科学的标准。

那么，对于这位“准妈妈”观察到的2号线让座最多的现象——严格地说，是在她乘坐的那个区间，经济学有可以观察与验证的科学解释么？回答是，有。在经济学里，有一个最为基本的假设，每一个人都是“经济人”，自私自利无一例外。这个自私的假设，经济学处理为“在局限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用更为通俗化的话说，就是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在权衡成本和收益，力图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收益。在“让座”这件事同样如此。从成本（收益不变）的角度，倘若“让座”成本较高，则其发生的可能性较小，倘若 “让座”成本较低，则反之。从收益（成本不变）的角度，倘若“让座”收益较高，则人们倾向于让座，倘若“让座”收益较低，则亦反之。

实际上，在解释“让座”这个问题时，这位“准妈妈”在某一层面已经不自觉地正确运用经济学理论（后来转到“素质”是跑偏了）。对于2号线上70%的概率和其他线路30%概率的反差，她的观察和分析是，“2号线流动速度较快，大部分乘客都是乘几站路就下车，所以更加乐意让座。”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其他“都是回家的路线，比较漫长，将心比心，如果你要坐十几站路才到家，身心俱疲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座，怎舍得让给孕妇。”是的，这是正确的解释。一个是“乘坐几站就下车”，一个是“要坐十几站路才到家”，那一种情况“让座”付出的成本低？当然是前者，因而让座的概率高，后者让座的成本高，让座的概率自然随之下降了。因为2号线从中山公园到世纪大道这段区间，沿线的各站大抵是沪上知名的写字楼密集区，庞大的白领人群在此上下站，可以推断，这位“准妈妈”乘坐2号线大抵是这个区间内。

“让座”成本高，则让座概率下降。这是具有“可证伪性”的命题，然而没有被证伪。因为要证伪这一命题，必须提出让座成本高但让座率反而上升的反例。但现实中找不到这样的例子。相反，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大抵是短途的乘客比长途的乘客让座率更高；市内公交比起长途客运，让座现象发生得更为普遍，一个人精神抖擞之时，比疲惫不堪时更有意愿让座。

成本的变动，会影响到人们的行为选择。收益的变动，同样也会影响到人们的行为选择。不难想象，一个人给一个病人让座，倘若以后其身体不适也有人给他让座，则会激发其让座的积极性，倘若无人给他让座，则会挫伤其热情，让座行为必然随之减少；同样不难想象，一个人给人让座之后，一种状况是被让者真诚地给予道谢，另一种状况是被让者一声不吭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那么毫无疑问，前者会提升让座行为发生的概率，后者则会减少让座行为的发生。

话题转回到孕妇的遭遇。除了不同线路的区别之外，这位“准妈妈”还观察到了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让座的群体。据她的观察，需要让座的老人和孩子不论，在年轻女子、年轻男子、中年大妈和中年大叔这四类人群中，年轻女子让座率最高（从心得角度自私一，如果我上了地铁并走到某个年轻女子面前，她几乎都会让我坐），而年轻男子、中年大妈和中年大叔这三个群体中，虽然也有主动积极让座之人，但总体而言，比前者差得远。问题来了，为什么年轻女子让座率最高？说“善良”那是当然，但和“素质”之说一样，说了等于没说。

年龄显然不是问题的答案。因为处于同一年龄段的年轻男子让座率低得多；性别显然也不是问题的答案，因为同样性别的中年大妈让座率也低得多。那么，年轻女子让座率最高因何在？答案是，年轻女子是在这四个群体中，是唯一能够预期从“给孕妇让座”这一行为获益的人群。年轻男子、中年大叔不用说，性别决定了其无法怀孕（未来科技发达到男人也能够生孩子不在考虑范围内），中年大妈则是过来人，已经生过孩子而且不会再生孩子，因而同样无法享受到“给孕妇让座”利益。是的，对于将来要做妈妈的年轻女子来说，让座率最高源自其预期收益：当未来某一天其成为孕妇之时，她将直接受益于“给孕妇让座”的行为。正是基于这样的收益预期，她比其他三大人群更倾向于让座。这是从收益角度。从成本的角度，放弃的收益就是成本。倘若“给孕妇让座”行为不再，风气不再，她们将是这种代价的直接承担者！这显然不是她们愿意到的。

从经济学的眼睛出去，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经济人”，受“自私”支配。即便是解释“让座”这样被认为是美德的行为，也同样如此，这是科学的逻辑使然。在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之下，“让座”就这样发生了，或者没有发生。成本的变动会影响人的行为，收益的变动也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在让座这件事上，“成本”方面可以做章的地方不多，但在“收益”上，可为之似乎不少。当别人给你让座的时候，请发生内心地微笑着向让座者道一声“谢谢”；作为旁人，请投以赞许的目光；或者，将这一幕拍下来，上传到微信朋友圈，让更多的人为这种行为“赞”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