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国投招商医药健康首席科学家何如意：好风凭借力，创新正当时

从去年年底国家医保局牵头进行药品带量采购，到这两天启动史上最大规模医保药品准入谈判；从国家药监局颁发新《药品管理法》，到及时出台了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附条件批准程序、优先审评审批程序、特别审批程序四个加快通道以鼓励创新和满足临床急需；从AD新药GV-971正式在中国有条件获批，到我国首个自主研发抗癌新药获FDA批准，本土新药出海实现“零的突破”；2019年的医药领域，让人着实感受了一把“中国速度”。而在这诸多事件的背后，创新药一直是行业和资本关注的焦。

随着各项支持政策出台以及配套发展环境的改善，中国创新药的发展正步入春暖花开的季节。【中国医药(600056)、股吧】工业息中心联合国投招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携手推出《中国创新药发展报告》，通过梳理创新药产业的政策体系以及发展模式，为下一步更好地推动中国创新药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为此，医药地理独家专访了国投招商医药健康首席科学家何如意博士。

特约嘉宾简介：何博士拥有超过30年医药领域多层次的行业经验，长期在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药品审评与研究中心担任临床审批官，2016年起担任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首席科学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药品审评审批体系的改革创新。何博士自2018年起担任国投招商医药健康首席科学家。

以下是访谈实录：

记者：您如何评价我国目前的医药创新环境？

何如意：从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获美国FDA批准上市，荣昌生物RC18治疗SLE临床效果显著优于世界所有产品，亚盛医药超额认购登顶“2019港股超购王”等来，国内创新药领域非常热闹，可以说中国创新药发展正处于近几十年来最好的黄金时期。

大家都知道创新药研发周期长、投入高、风险大，其中影响创新的主要因素包括政策、资金和技术。在政策方面，新药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推进，重大创新项目扶持，医保、税收等配套的完善，多管齐下，成为创新升级的主线；从资金方面来，近几年随着中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新药研发投入加大，医药行业投资环境有很大的改变，一级市场投资更加理智。过去一年，中国生物医药领域出现了两次新的流动性机会，第一次是港交所为未盈利生物医药企业打开大门，催生了一系列“生物技术股”，搅活了中国早期生物医药的流动性，极大推动了创新型医药企业的上市潮，为研发创新提供了“通路”，目前我们投资的达生物、康希诺以及亚盛医药已经按此通路上市，获得海外投资者的认可与追捧，也为企业发展成功募集资金。第二次是科创板给需要研发投入、创新技术的创新器械和新药开了口子，我们投资的【博瑞医药(688166)、股吧】也成为6家在科创板成功上市的生物医药产业公司之一；从技术上来，海外技术的引进和落地转化同样促进打造了国内很多医药创新高地。

记者：与国外相比，中国的创新药发展有什么样的特色？

何如意：首先，我们一定要到的是中国创新药的发展还处于起步时期，与美国等国际先进国家相比，差距仍然较大，其中，基础研究投入薄弱是最明显的短板。我们只有到差距，才能有追赶的目标和动力。

目前，中国创新药发展的特色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分子研究比小分子研究更为火热这其中包括抗体药（单抗和双抗）、疫苗、细胞治疗、基因治疗等等。因为小分子药物的专利保护非常强，如果要突破专利非常困难，而要做创新则需要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在大分子药物方面，专利保护相对较弱，尽管都针对同一靶，但不同平台做出产品后都可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这使得国内一些有实力的药企纷纷转投大分子生物药。但小分子药物依然是研究的方向，在一些非常有挑战性的疾病领域，比如老年痴呆和乙肝，小分子药物的开发是可以前进的；

二是在靶的研发上，国内企业更多还是处于紧跟前沿的阶段，自主创新能力较弱。靶的选择与风险直接相关，一个全新的靶往往意味着更高的失败几率，这也是很多企业愿意在PD1、PD-L1等相对比较成熟靶做章的主要因；

三是在创新模式上，大致可分为三种：独立拥有自己的创新团队、以引进为主的创新、以及从合作中获益。前不久百济神州与安进的合作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为国内医药企业摸索出了一条发展的路径。另一个案例是我们在2017年投资了阿斯利康中国研发中心的科学家团队。这可以算是首创了海外合作新模式，打造“产业基金+跨国公司+科学家团队”创新平台 - 迪哲医药。所以说，合作共赢、优势互补将是中国医药创新产业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

记者：如今，中国在加入ICH，颁发新《药品管理法》之后，国家药监局及时出台了《突破性治疗药物工作程序》和《优先审评审批工作程序》。我们知道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附条件批准程序、优先审评审批程序、特别审批程序是为我国鼓励创新和满足临床急需而设立的四个加快通道，也让人不禁联想到美国FDA的四种加快审批鼓励创新的通道：快速通道（fast track）、突破性疗法通道（breakthrough）、加速审批（accelerated approval）、优先审评（priority review）。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中国的创新药审评模式正在与FDA接轨？与美国相比还有哪些差异？

何如意：中国和美国的审评模式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机构人员的设置、所面对的企业创新能力、法规理解能力等方面有较大的不同，因此没有必要追求模式上的一致与接轨，两者的目标都是为了加快创新，满足临床药品需求。

美国的四种加快审批鼓励创新的通道：快速通道（fast track）、突破性疗法通道（breakthrough）、加速审批（accelerated approval）、优先审评（priority review）分别对应临床I期、II期、III期和上市审评四个阶段的加快审评通道。相比较而言，我们认为中国的四个加快通道，即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附条件批准程序、优先审评审批程序、特别审批程序设计更加灵活，更符合国内药物研发环境。

记者：当前，在医保控费、行业并购、全球化等等挑战背后，医药投资领域蕴藏了怎样的机遇？初创企业面对传统医药企业的正面竞争，优势又在哪里？

何如意：随着创新药企业陆续登陆资本市场，我国创新药研发呈现星星之火渐成燎之势。可以说创新药非常有可能成为未来几年医药投资的最大“风口”。其次，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也为医药投资带来了新机遇。按照国家对仿制药领域的全面部署规划，我们要坚持鼓励新药创制和鼓励仿制药研发并重的则，当前，我国的制药行业有了长足进步，仿创结合是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第三，在医疗器械领域从国际环境来，特别是中美贸易冲突下，国产替代研进口的时代已经来临，高端医疗器械国产渗透加快，这也给医药投资带来了新的机遇。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初创企业的生存既有挑战，又有优势。面对传统企业的直面竞争，初创企业首先要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避免正面竞争，在技术和创新产品上寻找突破口。

记者：前两天，医保谈判也开展了，降价仍然是大的趋势。对于药企来说，如果药价无法覆盖成本，那么新药研发也就无以为继，从长久来，药价与制药企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到底该如何解决？创新药企应该如何去思考新药研发的临床成本问题？

何如意：降低药价是全球都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解决药价的根本问题在于成本，而成本的重心在临床开发，美国FDA也在探索缓解这个问题。解决途径之一可以是“改变传统的药物开发模式”。比如，可以在临床实验研发的过程中开通思路，去思考怎么降低药物研发的临床成本，这样也能够将药物研发成本与药价降下来。尝试用替代指标作为临床试验的判断指标、利用真实世界数据（RWD, Real World Data）支持药物研发或者新药批准、对临床急需药品允许有条件批准（Conditional Approval），种种举措都可以从临床试验的角度降低药物开发成本。在药品“有条件批准”方面，最新获批的几个国产PD-1单抗，国家药监局发放的也都是“有条件批准”。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工艺的完善，药价和成本之间一定能达到一个平衡，降价是大势所趋。

记者：您如何待未来十年的创新药产业？随着将来医保对创新价值的认定以及谈判模式的成熟，me too的天花板有多高？first-in-class是唯一出路吗？

何如意：从国际市场，未来十年是国内创新药企加速追赶、缩短差距的黄金时期。而在医保控费、市场需求剧增的大背景下，行业内部将会加剧分化，具有定价权的创新药企业，将是国内医药投资的主线。

从创新的类型来说，first-in-class及best-in-class一定是新药创新的支柱，有能力、能抵抗新药研发风险、且着眼全球的创新企业、科研院所也正努力推动first-in-class及best-in-class走向市场。但未来几年内，中国创新药的大多数企业还是处于紧跟前沿的发展阶段，拿me too这类产品来说，目前企业做me too切入，风险和成本比较小，操作起来也容易些，国产me too类药物的一个优势就是背靠中国这一巨大的单一市场，仍然有一定的空间。但需要考虑做到差异化或者创新性强。当然，为了解决巨大的健康市场需求，做好仿制药仍然是满足药品可及性的刚性需求。

总的来说，药品研发好比马拉松长跑，好的选手在长跑中脱颖而出，没那么优秀的项目自然而然地在时间中就消失了，只有时间和市场可以检验。